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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足西北。此前一年，他全力編修《中國小說史略》，其間兄弟失和、搬家買房，又趕上肺病復發(fā)，可謂身心俱疲，手頭拮據。恰巧西北大學開辦了“暑期學校”，延請一批名師前來講學，于是欣然應約，權作遣興。

除此以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在吸引著他動身。他欲寫一部小說《楊貴妃》，醞釀了兩三年，對相應的人物性格、時代背景以及歷史細節(jié)都做了詳細研究，思路幾近成形。此行正好順便實地考察，也許可以增添更多真切的體會。

然而事與愿違。西安廿日，不僅沒能助長靈感，反而掐滅了創(chuàng)作的念頭。直到許多年后，魯迅還在寄給友人的信中說道：“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對于這份失望和破滅，學生孫伏園是最理解的：他陪著魯迅去的西安，一路所睹“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

那個絢爛一時的長安早就不在了，大唐命數尚未徹底盡絕之際，詩人韋莊便寫下過“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的哀嘆，更不用說物換星移的一千多年以后。何止長安，除去一些磚塔、石刻與陵冢，有唐一代所創(chuàng)造的營造奇跡皆已難覓蹤跡。“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的壯景唯有在文獻與圖畫的描繪里窺見一斑，或者到昔日師法中華的日本才能找尋幾分相似的恢宏。

正因如此，日本學者關野貞有過一個斬釘截鐵的斷語：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奈良。

佛光重現(xiàn)

關野貞的話并非妄言。作為明治維新后脫穎而出的第一代建筑史家，他曾多次到訪中國，在歷經二十余年的考察中眼見著“明代以前木構建筑幾于湮滅”，不斷“驚詫于此間遺跡破壞、毀滅程度之大”。因此許多文章里，他都反復陳述過明確的觀點：“日本現(xiàn)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棟，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棟，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我的調查范圍內，千年以上的建筑一無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見。”

這也不是他的一家之言，另一位學者伊東忠太在1930年的一次演講中同樣表示，對于中國古建筑的研究來說，“在中國方面，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遺物為主”?？煽巴嫖兜氖?，聆聽此番演講的正是營造學社的諸位同仁。這個剛剛成立的學術團體，以研究和保護中國傳統(tǒng)建筑為志業(yè)，匯集了一批現(xiàn)代建筑學的先驅。伊東忠太的論調無疑給他們帶來了沉痛的刺激，更激起了他們奮發(fā)的決心。

就在那之后的一年，梁思成也加入了學社當中，并且很快開始有計劃有系統(tǒng)地展開古建調查。這是他為寫一部《中國建筑史》所做的準備——還在留學美國期間，他便將此確立為自己畢生的追求。而每一趟調查的啟程，也同時抱有著一個堅定的信念：“國內殿宇必有唐構。”

從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與林徽因等人完成了數次考察，足跡遍及上百個縣。數十處宋、遼、金、元的珍貴遺存被一一發(fā)現(xiàn)，極大拓展了有關中國古建的認知邊界。唯一遺憾的是，最令他們魂牽夢繞的唐代木構仍未得見身影。

驚喜是在不期然間降臨的。1937年6月，梁、林等四人去到了山西五臺，這本來是一趟意外之行，他們原計劃前往敦煌，因為時局所限未能成行，遂折向了晉北的這片僻壤。當然轉道的選擇不是隨意的，相反，他們的路線非常明確。在后來的記述里，梁思成這樣寫道：“抵五臺縣城后，不入臺懷，折而北行，徑趨南臺外圍。乘馱騾入山，峻路縈回，沿倚崖邊，崎嶇危隘，俯瞰田疇。”

文中提及的“臺懷”，即今天的五臺山風景名勝區(qū)所在地。自東漢起，這里就開始興建佛寺，至南北朝及唐達到鼎盛，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繪有一幅《五臺山圖》，便描繪了彼時龕廟林立、僧侶若云的盛景。這幅壁畫在1908年被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拍攝成照片，收錄于其所編著的《敦煌石窟圖錄》中。一次偶然，梁思成看到了這本畫冊，并且被其中一座名為“大佛光寺”的廟宇吸引。此赴山西，即為了尋它而來。

在山西省古建筑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王小龍看來，《五臺山圖》證明了佛光寺的重要性，卻不代表其在歷史中始終為世人矚目。“畢竟它離五臺山核心區(qū)還是很遠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到清時，佛教勢力范圍局限在核心區(qū)域，佛光寺也就不再像唐代那么興旺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不過福禍相倚，也因為香火的衰敗，這座古剎才得以避開了后世的裝點，保存下原始的模樣。誠如梁思成語：“臺懷為五臺中心，附近寺剎林立，香火極盛。殿塔佛像均勤經修建。其金碧輝煌，以炫耀進香俗客者，均近代貴官富賈所布施重修。千余年來文殊菩薩道場竟鮮明清以前殿宇之存在焉。臺外情形與臺內迥異。因地占外圍，寺剎散遠，交通不便，故祈福進香者足跡罕至。香火冷落，寺僧貧苦，則修裝困難，似較適宜于古建筑之保存。”

所以當他們到達這里時，雖然“佛教跡象，如隨高僧圓寂”，卻還是“咨嗟驚喜”。尤其那座“魁偉整飭”的正殿，“與敦煌壁畫凈土變相中殿宇極為相似”，走入殿內則又可見“華拱四層，全部不施橫拱，上托月梁如虹，飛架前后內柱間，秀健整麗，為北方宋遼遺物中所未見”。

次日，他們便立即開始了工作，“晨昏攀躋，或佝僂入頂內，與蝙蝠、壁虱為伍，或登殿中構架，俯仰細量”，在測繪圖錄的同時，也尋找著通常書于脊檁的修造題記。幾天后，他們在四根梁底發(fā)現(xiàn)了隱隱約約的墨跡，但因為后刷的顏料覆蓋其上，具體內容頗難辨認。幸好林徽因是遠視，一眼讀出了“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

相傳，該寺始建于北魏，因修造者偶然途經時見到一團神光遍照山林，故而得名“佛光”。最初的佛光寺有佛堂三間、僧室十余間，至中唐時已為名剎，法興禪師又加建了一座三層七間的彌勒大閣。但僅僅過了二十余年，這些就都毀于一旦，及至唐宣宗繼位，才在高僧愿誠的主持下重建。

浴火再生的佛光寺于新修的大殿外豎起經幡，鐫刻了出資施主姓名，這便是那位“女弟子寧公遇”。通常立幡是在殿成之后，而梁上題記既與經幡所刻一致，可以推定立幡的大中十一年(857年)應該就是大殿的完工之時。

追覓已久的唐代木構終于找到了，而且除卻建筑本身，“更蘊藏唐畫原塑墨跡于其中，四藝薈萃，實物遺跡中誠屬奇珍”。喜悅之情難以抑止，梁思成不住贊嘆：“此不但為本社多年來實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構殿宇，實亦國內古建筑之第一瑰寶。”

比起梁思成，林徽因則更為浪漫。所有調查結束的時候，她提議就在大殿前的空地鋪上席子，共進一頓野餐。金黃的斜陽傾瀉下來，沐浴著他們，也籠罩著大殿，仿佛一千多年前的那團神光重新降臨。

何為唐風

其實在佛光寺之前，梁思成見到過另一處極有可能是唐代遺存的木構建筑。那是1933年的4月，他和學生莫宗江考察河北正定，在城內的開元寺里發(fā)現(xiàn)了一座鐘樓。

鐘樓總體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外檐經過后世重修呈清代風格，但內部和下層卻迥異，不僅結構上與遼宋形制“無甚差別”，補間鋪作更是“古簡粗壯”。梁思成判斷，這應該是宋初或更古的遺物，甚至“若說它是唐構，我也不能否認”。

鐘志當中的記載，也稱鐘樓為唐物，只是鐘上的文字已經完全磨去，無從對照。盡管如此，這個“意外的收獲”還是在梁思成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以至于他在1944 年完成的《中國建筑史》中依然念念不忘：“內部四柱則極壯大，其上斗拱雄偉，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論，大有唐代遺構之可能。”

如今，這座鐘樓還是被視作“半個”唐代遺構。所謂“半個”，可以理解為其中未經改動的原狀部分，亦可以理解為在進一步取得明確線索之前的“暫時結論”。正如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王貴祥所言：“不能說它不是唐代(木構建筑)，但又沒有十足的把握認為它就是唐代(木構建筑)。”1979年，他陪同導師莫宗江回去看過鐘樓，依然認為其“唐味十足”。

“唐味”來自形制和細部上的種種特征，通常這是一種直觀的斷代方法。王貴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唐代木構在梁架、鋪作、闌額、材分等諸多方面都與后世建筑有著明顯區(qū)別，即使是相隔不算久遠的年代之間也存在些許差異：“一般來說，判斷唐、宋、遼、金的建筑時，一個基本的參照系就是《營造法式》。”

專業(yè)范圍內，這種鑒別涉及方方面面，相當細碎、周密。但如果僅作簡單理解，斗拱和屋頂可以算作兩個顯而易見的維度。對唐代木構而言，就像梁、林等人第一眼看到佛光寺大殿的感受一樣，“斗拱雄大，屋頂緩和，廣檐翼出”即最為鮮明的風格。

風格的形成首先源于技術和結構的需要。斗拱作為唐構中重要的承重部件，足夠的粗壯才能保證建筑堅實穩(wěn)定，而且其高度在比例上可達柱高的一半。為了保護突出的斗拱免遭風雨浸蝕，屋頂的出檐相應也就更大。至于舉折平緩，一方面受做法之限，另一方面方便掛瓦。隨著營造技術的進步和結構的改良，這些特點在唐以后逐漸發(fā)生了變化，就比如斗拱越來越小，到明清時只有柱高的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幾乎只是裝飾而已。

滿足實際功用的同時，這樣的整體設計還兼顧著美觀的考慮，彼此協(xié)調之中形成了一種樸拙莊重、恢宏磅礴的氣勢。正所謂大唐風韻，時代的審美乃至文化、思維也在建筑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唐代建筑生機勃勃、富有活力，那個時候大乘佛教興盛到了頂點。等到遼金之際跌落，建筑的空間感和設計方式已經完全不是從前那樣，短短一二十年時間就發(fā)生了改變。宋元以后儒學復興，可以說是肅穆平靜，更加不再追求張揚。”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丁垚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所以)梁思成把中國古代建筑分為了三個時段，唐遼稱為豪勁時期，宋元稱為醇和時期，明清稱為羈直時期。”

不過，一切變化都絕非斷然出現(xiàn)的，唐構之風實際上在其后仍有所綿延。因而過去的很多年里，山西長治的天臺庵也一度被當作了唐代遺存。

這座隱匿于孤山上的古廟是在1956年的文物普查中被發(fā)現(xiàn)的。其正殿的斗拱、出檐、舉折都呈現(xiàn)出簡潔明快、穩(wěn)固有力的特征，加上同時保留有一塊唐碑，所以初步判定為了唐代遺構，1988年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公布時也是以唐構處理的。但因為碑文漫漶，文獻又缺乏記載，學界對此事有爭議。直到2014年的一次落架大修，幾處墨書的顯露才最終揭曉謎底：其中“天成四年建創(chuàng)”和“長興四年九月二日”兩個題記確鑿無疑地表明，建筑的建造年代應為五代時期。

“五代的工匠說不定就是晚唐的一批。遼在北方，那些工匠很可能還延續(xù)了好幾代從前的做法，所以遼構也有一點點接近于唐。”在王貴祥看來，關于天臺庵的年代修正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建筑史的更迭不像朝代交替那樣界限分明。“再比如福州的華林寺大殿，經過大量文獻及史料翻閱，并對唐宋時期的木構建筑的各種比例、做法進行系統(tǒng)比對，基本確定是建造于北宋初年的。但它不是北宋遺構，雖然時間已進入北宋，當時的福州卻仍然在五代吳越國的范圍之內，所以應該看作五代遺構。”由此他強調，建筑斷代需要一系列手段來證明，包括碳-14測定這樣的科學技術。

而這與梁思成、劉敦楨在1933年就闡述過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建筑物之時代判斷，應以大木為標準，次輔以文獻記錄，及裝修、雕刻、彩畫、瓦飾等項互相參證，然后結論庶不易失其正鵠。”

鄉(xiāng)野瑰寶

在天臺庵被發(fā)現(xiàn)的前后，其實有兩座真正的唐構回歸到人們的視野之中。一個是南禪寺，一個是廣仁王廟，都在山西，一北一南。

1953年，山西省文管會偶然聽聞，距佛光寺不到五十公里的五臺李家莊，有一個古舊的佛殿，而后先行勘察，發(fā)現(xiàn)梁上有“大唐建中三年歲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時重修”的字樣。再過數月，陳明達、祁英濤等六位專家又做了深入調研，結合形制、寺內碑刻及相關傳記、方志等，認定該殿確如題記所述。

這是一座比佛光寺還早75年的唐代木構。盡管規(guī)模上小了很多，但根據北京國文琰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總工程師張榮的研究，其在像設營造、空間布局方面與佛光寺有著不少相似之處：首先，南禪寺殿內主佛及脅侍塑像的身份、造型、位置與佛光寺完全一樣，左右兩端文殊、普賢菩薩組塑也基本相同，僅各少一尊脅侍菩薩像；其次，南禪寺大殿佛像高一丈三尺三寸，佛光寺東大殿佛像主佛高一丈八尺，均達到兩倍人高，符合初唐《中天竺舍衛(wèi)國祇洹寺圖經》中的標準；最后，兩殿在正立面視線高度與臺基空間視線距離、主佛視線高度與殿內空間視線距離的比例都是3:5，保證了從進入前廊到進入大殿始終能以31°的最佳視角完整瞻仰建筑外觀與圣壇偶像。

因此，南禪寺固然在等級上無法與佛光寺相提并論，但一樣體現(xiàn)著中晚唐時期佛殿營造規(guī)制的細巧和成熟。

然而歲月太長，躲過了會昌法難的大殿，終究挨不住滄桑。到20世紀60 年代時，它已經破敗不堪，梁架傾斜、椽檁糟朽、瓦件殘損、磚券坍塌。于是1974年，在祁英濤的主持設計下，進行了歷時一年的全面整修。只是這次勢在必行的搶救，卻成了日后的一道反思題目。

南禪寺的歷史中經歷過多次補葺，許多地方摻雜了后世風格。落架之際，這些改動都以“恢復原狀”為原則做了一定程度的“還原”，包括：將門窗、出檐改回唐制，殿頂的鴟吻、懸魚、博風板參考佛光寺、敦煌、渤海國及宋代《營造法式》重做，脊槫與平梁之間宋代添配的駝峰、瓜柱、座斗以及前檐槫枋和拱眼壁上的清代彩畫被去掉。同時，清代的兩座配殿也被拆除，原有臺明、月臺、散水舊基則得到恢復。

完工后的南禪寺大殿唐風重振，但某種意義上，如此一來也有些類似于忒修斯之船的經典問號：如果一艘船上的木板全部被替換，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嗎？尤其在“最小干預”的文物保護理念愈發(fā)強化后，這更加成為討論的焦點所在。祁英濤后來都說過：“雖然我們也費了許多時間，但結果是不理想的。這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辦法。”

不過，在王貴祥看來，五十年前的落架沒有改變南禪寺大殿的結構，無論如何算不上一個錯誤：“現(xiàn)在不見得完全肯定這么修一定是對的，但那個時候是沒有大問題的。”事實上，就連主張“整舊如舊”的梁思成，亦曾以開元寺鐘樓為例，提出過可以參照下檐斗拱、檐部結構與一些壁畫、實物，恢復一個唐代樣式的屋頂。“修復理念是可以變化的，不能因為理念變了就否認前人的工作。就像牛頓三大定律，你說它錯了嗎？沒有，我們還在用。只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它會表現(xiàn)得不適用而已。”王小龍也認為，當時的選擇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那個時代中仍不啻為合理的決定。

南禪寺大殿的修繕尚且只是爭議，廣仁王廟的翻修則近乎一個“事故”。這座大和五年(831年)留下的唐構遺存，在1958年的維護中，既沒有嘗試恢復原貌，也沒有著意保持時狀，腐朽的檐椽外端被直接鋸掉，墻體形式也做了改變。而且由于施工的不得當不徹底，大殿后來又出現(xiàn)了漏雨、坍塌、開裂的嚴重問題，不得不于2013年再次落架。

這段曲折就像是廣仁王廟命運的縮影。它如同一個名微體弱的人，一生屢經手術，險些死于戰(zhàn)爭，除了鄉(xiāng)友鄰里，鮮被留意。在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之前，它長期只是縣級和省級文物，甚至直到1983年，大殿都一直被用作村小教室，壁畫、塑像損毀殆盡。

種種遭際與廣仁王廟的價值并不相符。它的歷史僅次于南禪寺，也比佛光寺要長。而且作為一座龍王信仰的民間小廟，其在做法上具有更多地方性色彩，諸如拱枋重復式扶壁拱的構造，更是早于南方建筑一百余年，在整個北方則屬孤例。

最為重要的是，它還是唐構遺存之中唯一的道教建筑。這不是偶然，其所在的芮城就是一處悠久道教圣地：丹鼎派祖師呂洞賓即出生于此，隱居修行的九峰山也在轄內，全真派大興之時，丘處機為弘揚道法、紀念祖師，又在永樂鎮(zhèn)興建了精美恢宏的永樂宮——1966年這一宮觀整體搬移，遷到的新址離廣仁王廟不過幾百米。

未盡之路

盡管“三座半”的遺存，證明了“國內殿宇必有唐構”，也充實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研究的重要一環(huán)。然而比起近三百年的巍巍大唐，終歸還是太少，實為可惜。

“較于磚石建筑，木構建筑的保存要更困難，這是事實。木構本身承受自然損壞的能力就弱，潮濕、火災、南方的白蟻都是毫無辦法的。再就是人為因素，比如戰(zhàn)爭。而且中國人愛拆改，過個幾十年就拆了重建，也是個問題。”王貴祥覺得，從理性的角度，唐代木構能夠有所遺留已經是歷史的饋贈了，畢竟它太遙遠，面臨的危險時刻太多。而相對來說，與其時隔不算太久的宋、遼之所以遺跡能夠更豐富，還在于一場慘烈的事件：“凡是改朝換代，政治性的建筑必須毀，能留下來的大多是宗教建筑。但唐武宗滅佛，幾乎把全國的主要寺院全毀了，連佛光寺都是。”

同時依照王貴祥的判斷，“三座半”之外再找到唐代木構的可能性如今已微乎其微。但這并不意味著相應關注可以減少或者停止，“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許多人的確一直在前赴后繼地努力著。

比如，對于佛光寺大殿的大門，梁思成懷疑過其位置，因為唐代寺廟不需要跪拜空間，所以門外的檐下空間通常有一道廊子。陳明達、柴澤俊等學者后來也找到過一些證據，一個是門外的柱礎是完整漂亮的一圈，唐代匠人應該不會舍得用門檻壓住，二是殿北側一根乳栿底面有砌過墻的痕跡，三是殿內內槽的柱上以及與闌額的交點之下有卯口被填充過的痕跡。2015年起，張榮攜國文琰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及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聯(lián)合團隊，對大殿做了長期的科技化勘察，其中通過碳-14測定發(fā)現(xiàn)卯口內填充有元代木材，很可能說明了元時確實移動過大門。

借助碳-14技術，許多最初的判斷得以進一步驗證或者校正。“大殿天棚下的一幅拱眼壁畫，白色顏料在氧化后變成黑色，梁先生認為其與敦煌壁畫的狀態(tài)相像，認為其為唐代所作。通過碳-14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拱眼壁泥層里的草秸確實是唐代的，作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所顯示的時間，準確度是非常高的。”王小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還有大殿外槽南盡間的法師像，曾被梁思成認為是愿誠和尚，但經過碳-14檢驗，塑像泥胎里的草秸實則為明代之物。根據碑刻文獻記載，明代有一位本隨和尚募化布施，對衰敗的大殿和文殊殿進行了修葺，并新添了296尊羅漢塑像及245尊羅漢繪像。所以這尊法師像應該是為紀念本隨而塑。”

再比如，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佛光寺的研究一直使用著梁、林當年的數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測繪工作重新進行，特別是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與清華建筑與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合作，使用三維掃描和全站儀，將原本厘米級的數據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級，進而也對諸如大殿用料等級、建筑比例關系等問題有了更為明確的判定。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學又聯(lián)合實施了一次全面的數字化調查，通過大量影像和數據算法處理，構建出了細節(jié)清晰的三維色彩模型，成為佛光寺的一份可永久保存及可持續(xù)全面呈現(xiàn)的翔實檔案。在采集過程中，東大殿南次間彌勒像木構像座內部的橫枋上還首次發(fā)現(xiàn)了一處墨書題記，字樣為“唐大中時期雁門工匠張師改”。

又比如，2015年，廣仁王廟的環(huán)境整治開始推動實施。廟前及周邊被改造為全新的空間，既還廟于民，讓昔日的鄉(xiāng)村精神中心重回公共生活，也創(chuàng)建出了一座露天的小型古建博物館。操刀設計的都市實踐建筑事務所建筑師王輝曾表示：只有讓日常連續(xù)不斷地介入，古廟對村民來說才是靈魂性的存在，也才是真正地維護原真性；而一座國寶的可持續(xù)生存，不是一個偏僻的鄉(xiāng)村能夠孤立支持的，所以還需要特殊的文物表現(xiàn)方式，帶動旅游業(yè)予以拄撐。

回應日本學者的論斷，這是梁思成當年尋找唐構的直接動因，卻并非本質緣由：“他的核心是為了以實物考證把中國建筑歷史搭建起來。正因為有了梁思成，有了劉敦楨、有了傅熹年等這么一批人，中國建筑史才在世界建筑史中有了一席之地。”而如今，直接的動因已成往事，本質的緣由其實依然未盡，站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王貴祥認為，對于唐構乃至整個傳統(tǒng)建筑研究，應該朝著更深入、更細致、更廣闊的方向繼續(xù)掘進——“再過一百年，中國建筑史也還得要有人做下去。它里面包含著經濟史、技術史、藝術史、文化史等，總會有沒弄明白的東西，總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