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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网独家解析案_大公网

2019-11-18 17:12      点击次数:

2014年7月29日夜间,北京迎来入夏后最大的一场降雨,结束了持续了数天的雾霾、闷热天气。 而就在这场大雨来临之前,当天傍晚17时59分许,新华社宣布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至此,笼罩中国政坛1年多的大老虎疑云终于烟消云散。

  2014年7月29日夜间,北京迎来入夏后最大的一场降雨,结束了持续了数天的雾霾、闷热天气。

  而就在这场大雨来临之前,当天傍晚17时59分许,新华社宣布“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至此,笼罩中国政坛1年多的“大老虎”疑云终于烟消云散。一如降雨可以送来清凉,拨云见日的消息无疑让人们长舒了一口气。

  的“落马”在中国政治历程中无疑具有多重里程碑意义: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倒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级官员的人数推高至史无前例的7位;使得十七届中央政治局3位委员先后“折戟”,再次创下历史新记录;打破了“刑不上常委”惯例……

  事实上,“落马”的迹象肇始于2013年8月。此后的1年间,一场围绕着的老部下、秘书、亲属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围点打援”式狩猎,以及夹杂在官方消息中的坊间“故事”,为围观者们上演了一幕幕“周老虎落马案”的前传大戏。

  2012年11月14日,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当天,投完选票之后的正式跨入退休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随后循例将中央政法委书记交接给孟建柱。

  自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先后在中国政法系统内担任实权要职。2002年11月,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次月,迎来60岁生日的离川赴京接任公安部长,并在翌年3月出任国务委员。

  2007年10月,已主政公安系统5年的仕途上“更上层楼”:入选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并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从此执掌政法领域权柄5年时间。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1月退休后,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

  退休后的半年时间里,不定期公开现身:2013年4月回母校苏州中学访问,6月去齐鲁石化视察,8月两弹元勋刘西尧去世时送去花圈……

  不过,就在2013年8月底或9月初,多位石油系统高管罕见的相继“落马”:十八届中央委员、时任国资委主任、中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李华林等。

  最为关键的是,与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6月被调查的李春城、郭永祥类似,这些石油系“落马”高管们跟都多有交集。加之在境外的之子周滨回国并被传受到控制,大概从2013年9月开始,坊间关于被查的传言不胫而走,并愈演愈烈。

  2013年10月1日,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该校校友身份回母校参观,并与老师和物探61级同学相聚。1966年进入石油系统工作之前,在1961至1966年间曾在中国石油大学前身——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学习。

  按既往的惯例,身陷负面传言中的官员现身露脸意味着至少在当时是“安全”的,所以这次公开亮相辟谣之意明显,虽然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亮相。随后直到2013年12月传言再起前的那段时间内,外界关于被调查的负面消息降温至低点就是例证。

  看皮影戏时,观众都明白前台人物剪影和后台表演者的操作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事实上,从事后公开的更多信息来看,2013年10月至12月间的案进展就类似于这种在灯光等道具下的皮影戏。这可以从最神秘的秘书余刚当时的踪迹中窥见一斑。

  自2002年起,余刚就一直担任的秘书,直到2012年11月。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的余刚也是的最后一任秘书,他常以“首长秘书”职衔跟随参加公开活动。

  2010年11月24日,下榻徐州开元名都大酒店。拥有这家酒店的开元旅业集团旗下《开元旅业报》当月的报道在称呼一向低调的余刚身份时,就用了“首长秘书”:“11点50分,风尘仆仆的书记才抵达徐州开元名都大酒店。一同莅临酒店的还有……首长秘书余刚”。

  将时间聚焦在最后露面的2013年10月。澎湃新闻今年7月发自湖南的一篇调查报道提及了一个细节:2013年10月的一天,多年没有回家的余刚突然出现在家人的面前,一家人还一起吃了顿饭。而这是余刚和身在湖南的家人最后一顿团圆饭,余家人在2个月后获悉其失联的消息。

  这表明,作为的贴身秘书,余刚在2013年10月时已预感到了自己甚至还有“周老虎”命运的最终走向。

  在“落马”消息前,中纪委监察部网站7月2日宣布:“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事实上,从2013年12月开始,不仅余刚,另外几位秘书如谈红(曾任公安部警卫局正师职参谋)等、亲属如次子周涵等以及旧部如李东生、等相继“失联”或“落马”。2013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协主席的被宣布“落马”,他是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的省委秘书长。

  在这场“打虎先拔牙”、“剥洋葱”式的围猎“周老虎”的行动中,多家媒体的多个消息源均佐证,至少从2013年12月初就已失去了自由。而台湾《联合报》2013年12月2日的一条消息再次将推向负面的舆论风暴潮中。

  《联合报》这篇由从事时政新闻报道数十载的驻大陆记者赖锦宏发自北京的报道称,2013年12月1日已被“中纪委拘捕,罪名是贪污腐败……北京消息人士表示,中纪委和中宣部将在今天(2013年12月2日)发布正式消息。”

  虽然《联合报》的消息很快就在海外广为传播,但人们还是将信将疑。因为赖锦宏的消息并不是总能获得印证。譬如王立军夜闯美领馆后的2012年2月9日左右,赖锦宏发自北京的报道援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在春节前中共高层已指令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今年稍后取代,任重庆市委书记”。

  不过,随着时间进入2014年3月,案的脉络在全国两会的开幕会上随着“你懂的”一词的走红而大体明朗。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最终让“”三个字“脱敏”。

  “我们注意到,现在外面有很多关于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些消息和报道,我不知道发言人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可以披露的,来打消外界的一些顾忌。”在略显沉闷的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收尾阶段,香港媒体记者抓住的附加提问机会中这样委婉而不是巧妙的发问。

  紧接着,会场便陷入仅持续数秒的沉默。大公网记者从新闻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这样描述:“默契的笑声充满会场,不少记者起身拿出手机摄录——下一段或许见证历史。吕新华先称不知详情,再重申反腐成绩,后强调吏治铁律。回复谨小慎微,又滴水不漏,始终未提‘’,最后以另外三个字‘你懂的’意外收场。对于快餐式的中国网络文化而言,‘你懂的’十分罕见地再度跻身为网络热词。”

  到此时,调查的最终指向已昭然若揭,围观者们似乎也都“懂”了,剩下的悬念唯有宣布时机而已。

  2014年7月29日,经过苏荣、两个“重磅炸弹”在6月“试炸”,以及“秘书五人组”纷纷被移送司法,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并敲定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举行时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落锤定案,生于1942年农历壬午马年的最终在2014年农历甲午马年“晚节不保”。

  从“康师傅”、“大老虎”到“你懂的”、“周元根”、“周滨父亲”,过去的几百天里,中国内地媒体煞费苦心地周旋于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网络传言。然而这一切的猜测、试探、隐喻,都在29日戛然而止,严重违纪大白于天下。一个集合了权力、金钱、欲望、阴谋的腐败帝国,轰然倒塌。

  从1967年结束在母校北京石油学院一年的留校待分配生活,远赴当时人人向往的工业圣地大庆油田,到2013年10月1日回母校参加60周年校庆,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从25岁踌躇满志踏足社会,到71岁经历过权力财富的顶峰之后倏然坠落,始于石油,终于石油,一切好似命运的无情轮回……46年间,完成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从技术员到政治局常委的仕途奇迹,一手缔造了堪称中共党史上最大规模的腐败集团,最终也作为第一个因腐败落马的政治局常委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时间回到2007年10月。这个月,举世瞩目的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未来的中共接班人将正式浮出水面。在此之前,习、李克强、、四人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消息已经在海外媒体流传开来。

  10月16日上午,笔者前往人民大会堂河北厅采访。河北代表团在这里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所作的十七大报告,并向中外媒体开放。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作为中央领导参加讨论,坐在会场正中,两侧分别是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和省长郭庚茂。已然成竹在胸的心情大好,全程始终笑眯眯,翘着二郎腿。一年之后因三鹿事件黯然下台的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发言时,还不时插话询问,表情相当轻松。讨论结束后,河北团早已在河北厅之外摆好座椅,愉快的与全团代表合影留念,而记者们也可以在旁边随意拍照,没有任何限制。合影之后,笑着与在场代表、媒体打完挥手打完招呼后离开。

  6天之后,10月22日,笔者一早赶到大会堂东大厅,与上千中外同行苦等数小时,见证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亮相。排名第九的最后一位出场,此时,前八人已经在主席台上站定,从八人身后走过,由于脚步匆匆,还被主席台上的凤尾竹叶子扫了脸。随后他在最左边的第一个位置站定,以微蹙眉头、紧抿嘴唇的标志性表情,作为政治局常委——中共最核心领导圈的一员,在世界面前正式亮相。九人背后巨幅国画《幽燕金秋图》上题写着:“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此之前,当年8月31日,昆明盛夏。此时,经过了夏季的酝酿,坐等在十七大“入常”的到昆明考察,深夜他走进新迎派出所的民警健身房,现场让民警“你们做给我看看。” 所长覃胜祖一下做了12个仰卧起坐。随后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惊讶不已:65岁的也走到仰卧起器旁说:“我也做几个。”说完便躺下一口气做了10个仰卧起坐。

  从政治营销学上来看,这种仰卧起坐,最直观表达了周永强的政治风格。从2002年到2012年,的权力达到了巅峰。2002年的十六大,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又担任了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之后迄今,地位最高的一任公安部长。在他之前的陶驷驹、贾春旺都只是普通的部长。在他之后的孟建柱、郭声琨,也不再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

  有政情观察人士指出,按照的个性和行事作风,如果他是二把手,就会架空一把手;如果他是一把手,就会将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总之无论是哪种架构,他都要当掌握实权的主导者。2002年至2007年,他虽然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同时担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且直接兼任公安部长,从决策到执行掌握着许多重要的实际权力。这五年也是政法委历史上唯一有两位领导成员同时进入政治局的局面。

  而当2007年至2012年,他自己继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床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政治局中不再有其他政法系统领导。且自1982年以来,从陈丕显、乔石、、罗干一直到,中央书记处中一直有一位成员主管政法,这一做法此时也被打破。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书记处,舍之外没有第二位政法领导人,其他领导人的职务层级因而远远低于他。

  自此,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牢牢掌握了全盘政法大权,成为执掌中国上百万公安、安全、司法、法院、检察院系统的最高领导人。从而为其家族的政商帝国护航护法。这一时期,中央政法委的职权堪称达到了顶峰,除了传统职责范围,还加强了对武警部队的影响。2009年,武警司令员成为中央政法委委员,开创了武警参与政法委工作的模式。作为中央新疆工作小组组长,也掌握了对新疆工作的主要发言权。

  没有人否认,是一个铁腕的强硬人物。他史无前例地将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硬通货”石油,和政治权力架构中最强力的政法系统,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属于他和他的家族的庞大“帝国”。在这个“帝国”的版图上,几乎具备了任何要素:排名世界500强第四位的石油航母、手握重金的民企首富、政法核心部门的铁杆马仔、政治前途赌注全盘压上的地方省市大员、央视出身的宣传包装专家,他们盘踞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的各个岗位,唯处于金字塔塔尖的“通天教主”马首是瞻。

  彼时,无论是周家的“白手套”吴兵、米晓东,还是“黑手套”刘汉、刘维;无论是“秘书帮”里的郭永祥、冀文林、余刚、谈红,还是“家族圈”的周滨、黄婉、詹敏利、周元青、周锋,抑或是各自镇守一方的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都笃信甚至迷信一条或许原本就不存在的游戏规则——“刑不上常委”。也正因此,他们在通天教主的法衣铁幕之下,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寡头集团,肆无忌惮地疯狂敛财,石油、矿产、电力、金融,不一而足。一个个资本游戏魔方,因为有了权力的润滑,被轻而易举玩得团团转。

  周家在商业领域的风生水起,背后的根基就是手中的政治权力。的行事风格泼辣强硬,敢于表现。1999年12月,他由国土资源部部长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据四川当地人士称,在干部会议上竟说“我来晚了”,令四川上一任领导非常尴尬。2002年12月6日,已经晋升政治局委员的在四川省干部大会上说,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是短暂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眷恋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治蜀只有短短三年时间,是自1982年至今30多年间任职最短的一任四川省委书记。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眷恋”着四川。从离任四川之后的十多年里,在他的家族和部下的深耕细作下,这片天府之国俨然成为其家族的提款机和摇钱树。家族在中石油及旗下四川石化的众多项目中攫取暴利。刘汉曾高价从周滨手中收购旅游资产,周滨亦曾帮助刘汉代持电力公司股权。

  在成都满城的麻将声和麻辣火锅味道掩盖下,的一众马仔台上进行各种光鲜亮丽的握手、合影、讲话,台下则进行肮脏的利益输送和权钱勾兑,互相捧场,互为奥援。2012年7月1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12年领导干部会议选择在成都举行。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会上指出,这次领导干部会议在成都召开,对于进一步落实关于川渝地区业务发展的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几年,中石油将继续把四川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阵地,积极落实好与四川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最好的资源和技术与四川加深合作,特别是要将四川作为页岩气开发的主战场。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等出席会议。李春城在致辞中说,中石油与四川建立了良好的政企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合作友谊,为四川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川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石油在川发展,希望中石油特别是在川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四川的战略合作。

  当时的一众人等不会预料到两年之后的结局。他们的教主被立案审查,蒋洁敏已被双开等待进入司法,郭永祥、李春城已先行一步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周滨据闻也被湖北警方拘捕,而刘汉、刘维兄弟仍然在二审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刘汉当年曾放言:“周滨的事情,只要不过分,都可以答应他。”刘汉与周滨的其他“白手套”吴兵、米晓东,均拥有香港身份证,都在港设多家空壳公司和离岸公司。这些身份证和公司的唯一用途,就是帮助他们逃避监管,掩护不法交易。

  吴兵是周滨的头号亲信,在香港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吴兵,而在内地的户籍系统中却是吴永富。他早年在香港成立立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后来又于2005年成立中旭(香港)有限公司,只有吴兵一名董事,在香港也没有具体业务,名不见经传。而在内地,却打造了一个庞大的 “中旭系”,包括中旭投资、中旭阳光能源科技、中旭石油服务,业务遍及石油信息化、石油钻采设备、水电站建设、房地产开发、高速公路投资等行业。其每一项业务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权力背景。譬如,中旭阳光能源曾负责中国石油加油站管理系统各省级销售公司约8000座加油站的具体实施工作与实施管理工作。这自然离不开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的大力关照。

  而中旭系旗下诸家公司,股权变更都相当频繁复杂,周滨及其妻子黄婉、岳母詹敏利都曾在变更过程中担任过董事、董事长。米晓东则在港注册永惠发展公司,与维尔京群岛一家离岸公司有资金往来。这些公司通过左手倒右手的金钱游戏,帮助周家非法洗钱,转移财产。这种手法,与家族通过神秘女子赵丹娜在香港洗钱如出一辙。

  在中国现在的权力体系中,文官的最高职位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武官的最高职务就是副主席,如今,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分别在建军节、建党日前夕被斩落马下,在一个月之内相继入笼。

  曾经仰卧起坐的政治强人,在一个更强的人面前,在法律和正义面前,轰然倒下,而且不会再起来。这一系列跌宕起伏、情节曲折、赚足了全世界眼球和全球报纸版面的“大戏”,或许暂时进入了一个间歇期。

  许多围观者曾经一度从刻板成见出发,认为中共的现任领导人出于政治稳定和维护执政党形象的考虑,不会对已经退休的周、徐等人动手。而现在的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习的坚定反腐决心和掌控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事实也证明,对周、徐的果断处理,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而极大提振了习的政治威信,让草根阶层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反腐前景。也将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面前产生前所未有的强大震慑力。

  以、这文武二虎的入笼为节点,为一个旧时代划上了休止符,中国政治将加速进入重新订立规则、重新整顿秩序的新阶段。

  2014年12月22日,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初一,冬至。“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但这一天晚上,许多时政记者恐怕都是顾不上冻掉耳朵的风险、匆匆放下刚端起不久的饺子碗,飞奔回电脑旁。

  22日晚20:00整,中纪委官方网站公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许多报纸的编辑部不得不临时更换已经定好的头版。新媒体的写手们开始迅速检索一切可能用得上的素材。

  山西平陆人,没有能够平安着陆,没能赶上两天之后的平安夜。他不仅没过得了十五,也没过得了初一。当千家万户都煮饺子的时候,令家也终于被一锅煮、一勺烩了。在他之前,他的众多同乡、门生、亲属,都已经先他一步“入笼”。

  的命运,在半年之前的6月19日就已经注定了。那一天,他的二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中纪委调查。第二天,“新华社中国网事”罕见地发表《朝里有人也不灵》的评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从这些年落马的官员来看,有的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结成家族贪腐,互相庇护、共生共荣;有的借籍贯、工作过的地域、领域抱团,平时小弟利用公款和公权向上给大哥输送利益,到了关键时刻,则寄希望于大哥能打招呼、递条子,影响组织人事和执纪执法部门的工作,保自己平安,助自己升迁。”

  文中还举出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及其胞弟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的例子,措辞严厉地警告:“如果这建立在贪腐和私利之上,无论官职有多高、势力有多大,迟早也会像刘家兄弟一样,走到身败名裂的境地。出来混早晚要还,伸了不该伸的手,拿了不该拿的钱,党和人民一定会让他吐出来。中石油系列窝案、山西、四川、江西官员的接连落马再三证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行不通,拔出萝卜带出泥已成常态。”

  虽然年龄比聂春玉、杜善学、梁滨、、申维辰等人都小,但无疑是这个圈子中不折不扣的带头“大哥”。如今,半年过去了,令家兄弟和刘家兄弟一样,身败名裂。对于“朝里人”来说,一定意义上,这或许是一种解脱。

  12月22日晚间的中纪委官方网站首页,在公布落马的头条新闻之下,分别是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被“双开”的消息。正是从开始,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任润厚、陈川平、白云、梁滨一个个落马;嫂子孙淑敏、二哥令政策、姐夫王健康、弟弟令完成、妻子谷丽萍、侄子令狐剑的政商丑闻一件件被抖出;乃至夹杂了各种猜测的芮成钢、郭振玺等人也成为不断被添枝加叶的谈资。不知道上不上网,会不会看到昔日网上流传的哪些政治段子,诸如:“政策变了,健康也不行了,计划还能完成吗?”令家老爷子一定想不到,自己当年给儿女们取的名字,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有了如此特殊的功用。

  相比较已经卸职的、,仍然担任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的,还要顶着种种异样的眼光不时抛头露面,恐怕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就在12月15日,还在2014年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题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4000字的文章16次引用习的讲线个“必须坚持”。

  然而22日晚上的《求是》杂志网络版早已没有了这篇文章的踪迹,甚至也从目录中删掉,反而在网站首页醒目刊出了署名“国平”的文章《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深得党心民心》。文章同样引述了习的讲线个“坚持”,写道:“习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对腐败分子,必须采取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办法,才能收到反对腐败的预期效果”,“坚持从严治党,坚持依规管党治党”。的8个“坚持”,没有拯救他。他重重地栽倒在2个“坚持”之下。这其实颇像一则略带黑色幽默的隐喻:的落马,正是因为他没有找准正确的“坚持”。

  这期《求是》杂志,就跟3月22日登载当日落马的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署名文章的《江西日报》,以及本月18日登载济南市委书记王敏会见外宾的《济南日报》一样,将成为充满戏剧冲突的收藏品。也许,未来,这样的“收藏品”会更多。

  时间回到2007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大会副秘书长、刚刚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月的,堪称是会场上最忙碌的人之一。二哥令政策,作为山西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虽然当时外界都仍在对人事安排做最后的猜测,但身为“大总管”的胞兄,令政策肯定已经知道,将进入政治局常委,将晋升政治局委员,和在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上紧挨在一起。

  记者们从历史惯例分析,自然也知道作为中办主任的必然会成为新一届党中央占据一席之地。而令政策自然也就成为新闻人物。当时还是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的令政策透露,父亲令狐野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但姓氏由“令狐”减省为了“令”。

  令狐野早在1930年代延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医务科长,后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任医院协理员。令狐野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也会有一个儿子成为中办主任。网上曾有传言,令狐野与同为山西人的是密友。但据笔者了解,此说法并不准确,在1930年代已经担任了中共省委一级的高级干部,与令狐野地位相差悬殊,二人也没有工作交集。

  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央最高层服务的中枢机关,在中国党政组织架构中居于关键核心位置。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就成为中国权力体系的关键人物。2008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笔者在现场亲眼目睹,在仪式开始之前一段时间,已贵为中央领导的,带领两位警卫,亲自跑到纪念碑基座上,绕行检查一周,以确保万无一失。

  2011年3月11日,笔者与港媒同行又在大会堂现场直击了一次紧急公务的处置过程。当时正值全国两会,3月10日和11日相继发生了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大地震。11日下午3时57分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正在台上宣读报告,突然一位工作人员走上主席台,将一份文件交给坐在第3排的,看后对其耳语数句,该工作人员就将文件呈交坐在第二排中间的国家主席,并退身半蹲在旁边等候。看了一下文件,马上提笔在一张纸上书写,约七八分钟后交给右手边的总理,看后随即也埋头疾书。胡温批示过程中,该名工作人员一直半蹲在旁边,不时抬手擦汗,紧盯着胡温两人。在座次井然的主席台上,十分扎眼。约10分钟后,才写完,并重交回给,该工作人员马上上前,半蹲到胡温中间,胡温分别向其交代了几句,工作人员再回到旁边,在签名后又叮嘱他几句。之后,该工作人员走到主管地震、民政、救灾等工作的副总理回良玉身后,轻拍其肩膀示意他离场,也跟着离席。约10分钟后,回良玉返回主席台,先走到副主席身旁低语数句,才回原位落座,而则随即离场,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也离席。一直到4点半,、、戴秉国等人才先后返回座位。

  如果按照唐德刚先生的微观历史学方法来考察,这些事件无疑活画出了中国高层权力运行图景,亦直观刻画出了在其中的关键角色以及其个人的行事风格。据闻,在中央领导要出席的一些重要场合,有时都要率先踩点数次,甚至连座椅怎么摆都要亲自拿主意。而这种“事务主义”的做法中又往往贯穿着独断专行的作风。

  也就在如日中天的这时候,其权力的磁场中,开始吸附越来越多的人绕着他旋转。尤其是老家山西,大批在煤炭和权力勾兑中纸醉金迷的政商大佬们,纷纷拜倒在令家门下。他们不仅看中了“大总管”的权力光环,更是看中了那金光灿灿的政治前途。的确,从历史上看,中办主任不仅是一个核心实权岗位,更是重要的晋升台阶。在之前的历任中办主任、、、、乔石、、、、王刚等人,都曾进入政治局,其中绝大多数还曾官居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等正国级领导岗位。

  于是乎,申维辰、梁滨、白云、杜善学、陈川平等人,纷纷将从煤炭中聚敛的巨额财富,“投资”到身上。在他们看来,这不单是一支绩优股,简直是稳赚不赔的押注。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二哥令政策,与担任运城市副市长的姐夫王健康,成了在家乡的代言人。白云、王茂设等两任运城市委书记,处处唯令家马首是瞻。比令政策资历深得多的梁滨,却年年到令政策家拜年。而最后将独子令谷送上不归路的那辆法拉利,据说就出自陈川平的孝敬。当年,他们的“投资”也确实曾收到丰厚的回报,聂春玉、杜善学等人能晋升山西省委常委,与的“能量”不无关系。正是这些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严重毒化了山西的政治生态,最终造成了“塌方式腐败”,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案中的四川。

  对比周案与令案,在处理方式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案之中,从李春城、郭永祥、,到蒋洁敏、李东生、冀文林;从贾晓晔、周滨、黄婉,到詹敏利、周元青、周晓华,步步为营,层层围剿,最终将“康师傅”、“你懂的”大白天下。令案同样如此,陈川平之与李春城,之与郭永祥,职务都是一样的,都曾是省会市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谷丽萍之与贾晓晔,令完成之与周元青,令狐剑之与周晓华,也如出一辙。

  而他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看点”。妻子贾晓烨、令完成妻李平都是山西大同人,上世纪70年代,李平就读于雁北艺校(今大同艺校),这所学校也曾是贾晓晔父亲贾丙文工作过的单位。贾晓烨、李平后来又都进入央视,与小舅子谷彦旭,都是时任央视副台长李东生的部下。如今,大同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市委书记丰立祥与辖下半数的区县一把手都查处。可以说,的落马,给一出政治大戏带来了一个新高潮,但远远不是尾声。

  他们,都犹如那辆法拉利,在热的发烫的权力之路上狂飙,利令智昏,狂妄无极,最终车毁人亡。

  令氏家族“冬”至了。12月22日,终于还是没能依照山西习俗吃上一顿丰盛的饺子,而是在全国人民其乐融融欢庆小年之时应声落马,成为中纪委出其不意“周一见”中打下的最大一只“老虎”。

  这只靴子其实已经悬空很久了。早在2012年被查之后,隐隐约约就有与儿子相关的“法拉利事件”传出;随着、相继被挑下马,坊间将这四个曾经权倾一时的党政军高层视为“祸国殃民”的贪腐集团,而更位列“新”之首;今年6月,其兄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抓,并由此引出令氏家族的诸多蝇营狗苟,的政治失势就几乎已成定局。

  期间虽然传闻偶有反复,也还尽量保持一定曝光率,争取机会出席各种场合,但由于在当今中国政坛,没有人身上挂有“免死金牌”,频繁露面也不能证明其已经平安落地。就在12月15日,他还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4000字的内文中,至少16次引述习讲话精神,输诚表忠之心溢于言表,如今看来,却也只是“死老虎”在落网之前的拼死一搏而已。

  由于此前舆论已经进行了长时间发酵,这次消息既出,尘埃落定,外界反应相对平静。与的情况类似,从官方通报来看,在“”之后并未出现“同志”二字,表明党内调查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其将被开除党籍。而文中只有“违纪”未见“违法”字眼,也不能依此断定可以逃脱刑法制裁。依据干部调查的基本程序来看,在调查初期可由执纪部门——中央纪委先对其进行审查,一旦发现违法事实便可移交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违法行为展开调查。

  不管怎样,落马可算是“习王反腐”巨制中的重头戏,从中至少可以解读出三个信号。首先,“先剪裙边、再拔暗钉、后直捣黄龙”的调查手法,已成为中纪委痛打“大老虎”的既定模式。与“拿下”的过程多有类似,去年以来,在的家乡山西,先是一批手执权柄的官员密集下马,引起地方政坛震荡;随后反腐大军又步步逼近,将其兄弟姐妹及多名家族中人逐一铲除;最后待时机成熟便对核心人物果断收网、施以致命一击。

  与反腐行动配合默契的是官媒同步进行的“敲边鼓”造势活动,就在今年6月令政策被抓之时,新华网罕见发表《朝中有人也不灵》的短评,抨击指向相当明确,随后更有内地媒体在起底令完成的商业帝国时,点姓不点名地端出了的妻子谷丽萍,甚至还看似不动声色地直接点明“计划”与“政策“、“完成”等人的亲缘关系。对于审查管制相对严密的内地媒体而言,这些文章在字里行间释放出来的政治暗示,已相当强烈。

  而从案到案,可以看见当局在反腐上运用“抽丝剥茧、前奏铺陈”的抓捕和宣传手法,已日渐炉火纯青、显现功力,既成功擒了“贼王”又消除了社会震荡,这一“绝招”或将成为未来“打虎”行动的标杆。

  其次,曾为中办主任的被查,意味着“秘书帮”全线崩溃,未来一段时间,曾经泛滥一时、成为“窝案土壤”的“秘书腐败”现象,有望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秘书腐败的预防和治理就成为中国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而十八大后落马的5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里有秘书经历的占了近三分之一,近年来官员与其秘书前后脚落马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比如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以及几任秘书李华林、沈定成、冀文林、郭永祥、余刚等。这些秘书往往利用地位优势成为贪腐掮客,为权力寻租牵线搭桥,自己也从中非法牟利,可见“秘书政治”已成为高危现象,“秘书腐败”不容小觑。

  而最引人关注的身份,莫过于曾作为高层智囊出任中办主任,即所谓最高领导人的“大秘”。虽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其违纪或违法的具体情节,但媒体已经披露的令氏家族“富可敌国,雄霸四方”的财势状况,显然与这位“秘书帮”帮主摆脱不了干系。

  此次倒台,相信可让舆论更加注意到这个依附在贪腐权力之上的“二号首长”群体,当局亦可借此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从规范官员权力、健全信息管控机制、完善秘书选任机制以及建立秘书监督机制四方面发力,构建一个切实有效的秘书腐败防控体系。

  最后,落马,显示习反腐“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得到了中共党内高层的支持和助力。如上所述,的政治浮沉之所以牵动着海内外舆论目光,皆因其曾担任前任国家领导人的主要政治助手,被外界视为领导的“身边人”。坊间普遍以为,习要啃下这块“骨头”并不容易,或许会因为有所忌惮而放其一马。

  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反腐形势下,海内外媒体也曾有意发出不少杂音,指称最高层对此分歧很大、斗争激烈、难解难分,甚至作出可能对进行“冷处理”、让其“软着陆”的判断,试图释放诡异和微妙的信息,影响舆论风向和反腐进程。不过,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案还是案,中共高层显然已达成默契形成共识。今年11月底,习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特别强调,老同志对坚决惩治腐败坚定支持,明显意有所指。

  当然,在具有浓重官场文化积淀的中国,反腐败不会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游戏,各种利益集团“反扑阻挠”也是必然的,但是就此低估中共“壮士断腕、猛药去疴”的成效并不明智。至少在一案上,目前已经表明了,反腐的阻力绝没有高层的决心大。

  靴子终于落地,在这个冬至日的被查,再度验证了“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是中共十八大后继、、苏荣之后第四个被查的副国家级以上官员,也是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后第四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比起权倾一时的“政法王”来,被查某种程度而言更具标签意义。毕竟他是迄今为止落马的现任官员中职别最高的,苏荣虽也是现任政协副主席,但那更多是个虚职,而令还兼任中共的统战部长实职。另外,作为前任中办主任,令跻身中共权力核心层达十年之久,尽管在身为“中南海大总管”期间,其表现低调,但这一职位自有让人不怒而畏的效果,其权力所及,遍及各方。

  从社交媒体的反应来看,令的被查,既颇感意外,也在预期之中。说意外,是他毕竟曾任中共核心的 “大内总管”。令从其儿子在2012年4月传出“法拉利车祸”事起,舆论就认为他会出问题,但那时还预计不到会有今天的后果。中共十八大后,令当选中央委员,且掌管统战部,成为政协副主席,民间舆论普遍认为其已平安着陆。虽然在这之后,其兄令政策在今年6月被查,其弟令完成被传受控制,但其本人似乎没受多少影响,一些重要会议和场合都出席,更在被查前一周,在中共重要机关党刊《求是》发文,后者被舆论解读为通过“表忠心”而过关。令的被查,不会是宣布当日做出的决定,按照常理,《求是》应能够捕捉到这个信息,既然令在党刊上发文,就说明连党刊都认为他没问题。所以,他这回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无疑让人觉得很突兀。

  但也不能由此说,令被查毫无征兆,中纪委的保密工作固然可以说简直做得“天衣无缝”,可民间对令落马其实又有相当大的期待。这种期待从今年以来山西官场的连锅端特别是其家族成员一个个被查和受控制后,愈益明显。许多人越来越认为,令落马是迟早之事,问题只是中纪委何时宣布而已。所以有这个预期,原因在于,在令的家族成员一个个涉嫌腐败而被查情况下,令本人会是干净的,从而全身而退,这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来看,可能性都非常少。从这段期间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令氏家族不但涉及一般的权力腐败,还构建起了政商帝国,没有令本人的权力在背后做支撑,怎么可能?无论是别人看中令的权势,还是其家族成员打着令的旗号,所倚仗的无非是令手中的无边之权。在这个过程中,说令不知情,估计全中国没有一个人相信。当然,令本人是否直接插手这个腐败商业帝国的构建,尚有待更多材料公布,但所谓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令的落马是大概率事件。若令最终平安落地,没有人相信令是因为自身过硬,而是会认为,令因其身份而被保过关。但这样一来,对中共反腐反而会产生不利影响,正好坐实民间中共选择性反腐的口实。其实,中纪委费这么大力盯上令氏家族,目标肯定不是其兄弟,而是这个政商帝国的核心人物——,与案的“剪裙边”方式一样,在完成了对外围的调查后,再挥刀直指令本人。

  据悉,令涉及治家不严、牵扯周案、贪污腐化三宗罪。当然,令到底是因何落马,以司法机构公布的为准。但令被查这事本身凸显了两点:

  一是中南海对腐败不会妥协。如何来理解这点?反腐到现在,尤其是打下和这两只大老虎后,反腐给公众带来的边际效应在下降,说得更直白些,就是公众对打虎拍蝇有些不感兴趣了,除非有更大的老虎刺激公众神经。在这种情况下,反腐机构也有可能产生懈怠情绪。相当多的人就认为,今后高压反腐的力度会降低,不会像之前那么大,尽管领导人一直在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现在,令的被查再次证明了中南海推进反腐的决心,所谓言必行,行必果,中共一向强调的“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必将受到严厉惩处”,在这届领导人那里不是随便说说的,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打大老虎的期望。

  二是腐败分子再有后台和保护伞,背景再过硬也没用。之兄令政策被查后,官媒在评价这事时曾说,朝中有人也不灵,暗批令政策虽有这么个能量大的弟弟,也不能保他没事。在中国官场上,很多腐败分子之所以贪得无厌,恣意妄为,肆无忌惮,就是认为有后台在给他撑腰,出了事有人保着。过去也确实出现过许多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某人是腐败分子,但就是倒不了,甚至边腐边升。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人把精力放在经营关系,构建腐败同盟上,千方百计找靠山,最好能攀上京城高官。而一旦自以为找着了保护伞,干起坏事来就没有禁忌。反腐必须打破这种心理定势,让官员知道,哪怕朝中再有人,只要涉及腐败,就没人保得了你。这样,官员在决定腐败时,他就得考虑后果。

  在被边缘化2年零4个月之后,还是难逃落马的命运。2014年12月22日冬至日晚20时许,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1956.10)是山西平陆人,1973年在平陆县当知青时参加工作,插队期间他还曾做过印刷厂工人。1975年,进入共青团平陆县委工作,不久便被提拔为共青团平陆县委副书记,3年后调入平陆县委上级党委运城地委(运城地区1970年设立)工作。

  1979年,团中央在全国选拔人才,被选中并安排在宣传部工作,历任团中央理论处副处长、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常委等职,先后经历了韩英、等5位。

  1995年12月,离开了工作近16年的团中央,调入中央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中办调研室三组负责人、调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办副主任、中编办副主任,主持中办工作的常务副主任(2003年被明确为正部长级)等职。

  十七大之前的2007年9月,的仕途更上一层楼,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并按惯例在随后举行的2007年10月22日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入选十七届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五的书记,时年51岁的他也由此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按照此前的仕途发展趋势,外界普遍认为将在十八大上继续晋级更高职务。不过,这位昔日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仕途却在十八大之前夕被边缘化。新华社2012年9月1日宣布,中央决定,不再兼任中办主任并改任中央统战部长。

  虽然同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但中办显然要比中央统战部更为核心。中办主任至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当然人选”,而中央统战部长仅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由此,当时改掌中央统战部并在十八大仅当选中央委员之后,外界就不断传出其将出事的传言。

  随后,即使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顺利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外界关于其将被调查的传言几乎从未断绝,以至于隔一段时间并未出现在公众视野时总能引发外界种种猜测,甚至其以官方身份出席公开活动时的新闻稿也都能吸引舆论关注。

  2014年6月19日,被调查的传言开始急剧升温。这是因为,当天傍晚17时31分许,中纪委监察部宣布,的兄长、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尽管此后经常还在《新闻联播》上露面,但外界很多人似乎已认定其难逃落马的命运。

  而令氏兄弟中从商的令完成(化名王诚)在二哥令政策落马后便已被有关部门控制的消息在今年10月不胫而走之后,令家在中国政坛担任职务最高的落马的时间就更近了。果不其然,在被宣布开除党籍的2014年12月,倒台了。

  今次被宣布受查之后,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二位倒下的在任国家领导人,第一位是苏荣。与一样,苏荣也是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倒台的。政协系统因落马官员的绝对数量较高而被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评论文章戏称为“贪官俱乐部”。

  另外,除苏荣、之外,还有2位已卸下国家级领导人职务的、在十八大后被查。是改革开放后首位被开除党籍的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职务的官员,而前副主席则至少是30多年来的最高级别军官。

  再一次颠覆了外界关于“周一拍蝇周五打虎”的反腐预期。中纪委于12月22日20:00推出重磅“驱虎令”——被查。

  五天前的12月17日,《解放军报》发布评论员文章称像、这样的“大老虎”都动了,还有谁动不得?是的,今天被动了,虽非正国级,非政治局成员。但在外界眼中,他无疑算是一只不小的“老虎”。

  半年前的6月19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查。新华社在微博上发布快速短评,称“朝里有人也不灵”,并点出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家族贪腐”现象,其锋芒直指今天被冬风扫落的。彼时,文章虽然在短时间内被删除,但“倒令”的硝烟味由此而弥漫开来。

  站在此节点上,我们回望两年前的十八大,回望习王反腐大业。此前的点点疑问和外界的质疑都渐渐地有了较为明晰的答案。

  王岐山曾在经济治理上被外界寄予厚望,但结果他执掌了中纪委。反腐风暴吹起伊始,外界曾怀疑这是换届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形式,会在不久归于平静,但结果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也让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苍蝇老虎”们恶因抱得恶果。

  此前的反腐曾给外界留有一种“捏软柿子”的负面观感,其一是只查“二把手”,其二是选择性找政协、人大等非实权部门的“病老虎”。但在习两年以来的反腐大棋局中,以向所有领域的各种实权派“老虎”进击而消弭了外界关于选择性反腐的质疑。

  两年来,习从多个点上逐级“排雷”。不管排雷的难度系数有多高,只要确定这是一颗于国不利的险雷,最后定然将其果断拆除。

  正国级的,曾被民间喻为“政法王”。其下掌管着武警公安及情治系统,庞大的权力网络在其指尖上运行。再加上“政治局常委”的“护身符”,曾几何时,谁都无法想象,会被法办。

  副国级的,曾在军中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上权力。其在军中多年的深耕布局,以及解放军系统本身的神秘和封闭性,让外界更是不曾预想后来能有这样大快人心的一幕。习以超凡的勇气打破了以往即成的“潜规则”,将、谷俊山、杨金山等大蠹从军中铲除的同时,也进一步制度化军队反腐的规则,提升了军队反腐的对外公开度。

  今次被斩落的与半年前被查的苏荣同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人被查时都在任上,属于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副国级级别。这一对“双胞胎”的在任被查,在全国政协65年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苏荣在早前曾转战三地任“一把手”,被称为中共政坛常青树,但最后在习王反腐的大棋局中被定点爆破。

  在省级反腐层面更有大手笔不时闪现,山西省委常委会的“底朝天”是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还有前不久被拉下马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更是省级层面的绝对实权岗位。

  在“一把手”层面,至今共有5名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应声落马,而五人无一例外都是省级常委会成员,在地方拥有从决策到执行的实际权力。最近的案例是三天前落马的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更早前有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这种党口“一把手”的被查,在十八大之前是一种鲜见的反腐景象,但现在似乎成为了一种新常态。

  今次,的倒掉。一面开启了家族连环式陷落的高潮,另一面印证了习关于反腐排雷的决心,这种决心将会贯穿于未来的整个习式大棋局之中。

  终于落马,媒体等这一只靴子落地已经很久。两年多前,从位高权重的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调任统战部部长,他的仕途从此逆转。两年多来,围绕他的各种新闻和传闻接踵而来,神秘的法拉利车祸、令氏兄弟被抓……但飘摇中的,仍然坚强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如今,尘埃落定,他的政治生命业已结束。从高处不胜寒,到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令的戏剧性结尾又一次展示和演绎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吊诡,为已经习惯此道的普罗大众增添了谈资。

  翻开的履历,忍不住唏嘘。从知青、印刷厂工人到当上中办主任,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凭借聪明好学和得到贵人相助,他稳扎稳打、一路升迁,最终权倾朝野。

  的成功自有其道理,当年他是公认的好青年,好同志。他不打牌、不逛街、不谈对象,非常勤奋、非常勤快,非常谦虚、非常简朴,而且爱整洁、有眼力见、乐于助人,不但同事喜欢,领导也很是欢喜。如果说没有后来的不光彩,这位有为青年的个人奋斗史极具励志效果和榜样力量,正能量满满。

  在长期的体制内历练中,被锻造成标准的“体制产品”。当回头检视公共生活中的时,我们发现他的“修养”技巧是如此的炉火纯青。看其标准照,经过PS的照片有点卡通,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亲切感和高深莫测感兼而有之。在其公开活动的照片中,他也总是以一种神情示人,喜形不于色。可以想见,这是一副非常娴熟的职业面孔。即使是在其儿子遇车祸身亡、兄弟出事被抓、夫人深陷舆论漩涡后,在公开场合我们也看不到一点他的神情黯淡和目光呆滞,以至于他出事后媒体编辑们遍搜网络也难觅其“不雅”照片或失意瞬间。相比于坊间盛传的和被抓时的歇斯底里、不可理喻,比他们显然要“成熟”许多。如果与前重庆市委书记相比,的公开表现更是高出多个层级。王立军叛逃后,在昆明滇池喂海鸥,露出故作镇静的表演式的轻松。出事后,的那张仰天长叹、神情默然、欲哭无泪的丰富表情照曾经广为流传,以至于很多人想起的第一印象就被定格在那一刻。也许“内心狂野”,但表现出来的是循规蹈矩,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的内功修炼之深厚。

  笔者也检索了他的多次在分管领域的公开讲话,内容非常乏味、八股官样味道十足,几乎看不到一个有个性的鲜活的词汇,也看不出有任何的让人眼睛一亮的观点和主张。他俨然是一个照本宣科的传声筒,谨小慎微,中规中矩,自我保护得很好。

  调任统战部部长的两年来,表面上看波澜不惊,但可以想见他是如何地如坐针毡,战战兢兢。一方面他像是一个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不去招惹任何是非,不想被聚焦在镁光灯下,期盼能够安稳过关。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紧的风声和越来越近的危险,他又要出席常规性的活动表明自己的安全。甚至在被宣布调查前,他还在《求是》上发文宣誓自己的存在。凡此种种,可以窥见其内心的澎湃和不安。终归,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宣布了对他的调查决定,他也可以在那个备受煎熬的位置上下来“轻松”一会。他的下来,对中共的统战工作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试想,两年多来,在这样一个惊魂不定之人的领导下,那么多涉及新疆、西藏和港澳台的重要工作岂能顺利开展和做大胆的开拓。

  和和等人不同,他们这些“前辈”可能相信刑不上常委。比如,可能压根不相信有朝一日会被抄家,居然在家中的地下室里保留了大量的赃款赃物,坐等办案人员来查抄,危机意识、对反腐败的力度了解显然不够,而对自己的能量显然又高估了。而不同,眼看着比他更大的老虎被打落、禁区一个个被打破,他没有辞职、没有逃跑(亦或不可为之)、甚至可能没有懈怠……

  专制时代,皇帝对好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忠臣加廉吏,如果能干就完美了,而贪官墨吏历来遭人诟病。即使按照专制时代的标准,令也算不得上是个好官,当下就更不用说了。毫无疑问,其仕途已经戛然而止,虽然目前仅仅宣布他存在违纪行为,但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牢狱之灾很难幸免。

  如今,“计划”完成,反腐继续,但法治下的反腐仍在长路上,治本之策仍在谋划中。王岐山书记说治标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纪委反腐打下一只只大老虎,给民众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终归,不出老虎伤人的社会才是民众期待的祥和社会。人不能经常活在刺激中,当反腐归于平静和法治,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之状态。

  经历了一系列“围圈打点”和“剪裙边”之后,的落马将这出“倒令大戏”推向了高潮,同时也为习王反腐事业增添了一道亮色。

  法拉利、车祸、裸女、政治联盟、金权网络……在司法断定与真相落幕之前,犹如谍战剧一般的情节构成了时下舆论场上关于“令案”的核心焦点。除了坊间各种想象力的无尽延展,官方媒体也试图在各种“传说”中还原倒掉的本源。

  关于仕途的“急转直下”,媒体将时针拨回到2012年3月18日,也就是中共宣布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的第三天,由一起惨烈的车祸牵引而来的政局与令本人政治命运的走向变化。

  关于个人命运的转戾点,更多政情分析将笔触延伸至其兄令政策于半年前的被查。这也被认为是对令家“剪裙边”的先手棋。而后,王健康、令完成、孙淑敏、令狐剑,甚至在一周前出现在媒体上的“谷姓女子”则将倒掉的可能性提高到了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程度。

  “冬至计划”前六天。2014年最后一期的《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多达16次引用最高领导人的姓名被外界看成是其最后的“政治救赎”。(《求是》杂志社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杂志作者分属各个层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而“最后的救赎”变成了“最后的稻草”,文章见刊不足一周,在中纪委的整点“打虎令”中,完成了对令家最后的致命一击。

  各种时间节点,各种事件,各种人物,都在事后的沙盘推演中一一出场。但多数媒体却忽略了最高领导人在5月初的一次“中办之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长篇讲话稿。

  众所周知,之所以被媒体摆在与、、等实权派“大老虎”同列的位置,不是因为现任职务,而是其在中办主任一职上的5年辉煌过往。中办被称为是中共的中枢机构,中办主任更被称为是“大内总管”。1995年入中办,一路拾级而上,12年后终问鼎“总管”一职。但其仕途的转戾点也是以中办为起点,从中办主任到统战部部长,相同的级别,不同的职能和天壤之别的权力范围,被认为是其“转下”的标志性职务变动。当然,从中央书记处书记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同理,仅仅是保住了职级的上限。

  回到本文的主题。因为此前的特殊身份,所以,最高领导人习的中办之行及讲话便具有了极强的风向标意义。

  2014年5月8日,也就是兄长令政策落马40天之前。习视察中办并同中办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代表座谈,座谈会上,习对中办工作提出了“五个坚持”的要求。现在来看,在习所言的“五个坚持”中能逐一投射出的影子。

  虽然当时媒体未予充分的报道,但中办主管的刊物《秘书工作》在2014第6期中详尽刊载了习此次中办之行的“重要讲话”。

  “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被列为五个坚持的第一条。不做过多的联想,仅从落马的事实而言,忠诚的政治品格在其身上已然无存。习称,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对党绝对忠诚是中办的生命线,是做好中办工作的根本点。中办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厅,没有绝对忠诚是绝对不行的。

  第二条是“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大局意识”在中共的政治术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涵,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组织是最直观的体现。习称要围绕大局出谋划策、贡献智慧,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主动对党中央抓的重点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多出大主意、好主意。此前,在各种媒体关于的报道中,将其塑造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认为其有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和实干精神。然而,根据惯常的逻辑,个人能力超强的时候,如果再加入外界的诱因,必定会变身为“大局意识”的死敌。

  在三条“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中,习称任何思想上的麻痹松懈、行为上的偏差纰漏都可能影响工作运转,甚至影响大局。要求中办干部不说假话、不报假情、不瞒上瞒下。凭此反观,其落马的行为定是因为思想上的松懈最终影响到了整个中央的大局,甚至也不排除其存在瞒上的可能性。

  第四条是“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习强调干部要正确认识得和失的关系,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根据近日来媒体的连篇报道,围绕在周围的亲属及山西同乡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政商网络,通过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力来揽聚财富,与民争利,与天下争利。在习说这些话时,对于这种以公权利己的举动想必早已了然于胸。

  压轴的第五条是“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直指贪腐现象以及背后的们。习在此条中指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有关通讯费的会计凭证,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并以自身的从政经历来警示党员干部们,称他自己刚当干部时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强调领导干部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最后还不忘用生动的比喻来描述腐败与自我设定的关系,称有的领导干部跌入腐败犯罪的泥坑,原因就是交友不慎,孙悟空把唐僧放在那,用金箍棒划一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自己要给自己划一个圈。最后的陷落无疑是没有圈定习所说的这个圈,或者说将这个圈视若无睹。据内媒的描述,之子令谷车祸遇难中所驾车辆是豪华的法拉利,这对于父母都是一介干部而言的家庭,无疑是需用额外的财富来满足。另外,港媒报道称妻子谷丽萍在日本拥有两套豪宅,价值5亿美元。显而易见,更是没有坚持习所言的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

  习“中办之行”不久,中共正式开启了对“令氏家族”的外围清除行动,以各个击破的形式逐渐向中心靠拢,至今次的“冬至计划”完美收官。如上所述,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习在“中办之行”中所言的“五个坚持”,无疑从侧面传递出了一则坚定而清晰的信号,这则信号最终直抵的命门。

  周老虎终于出场了,在此之前,许多人,包括一些有很深政治经验的人士,认为周或许会平安落地,最多是党内处理。导致他们这样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受到过多不靠谱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的影响,总把反腐看做是单一的权力斗争的结果。

  政治其实是有基本的逻辑可寻的。对于周案,我在多次接受外媒采访时认为,“谜底”应该会在今年五六月份揭晓,最多不会超过八月。原因很简单,此案拖得愈久,对最高领导人的反腐和权威愈会不利。反腐本来是得民心的事情,若对这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迟迟不公布,善意一点的会认为打虎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根本打不动,“恶意”一点的则认为本来就没想打虎,不过是骗骗百姓罢了。假如此种论调在舆论场占主导,对最高领导人的反腐和树威将会形成极大杀伤力。

  此波反腐有着多重目的。其中之一是推进改革。最高领导通过小组机制的设置,身兼多个小组或委员会的组长和主席,意图就是通过集中相当的权力来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改革计划,中共规划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而改革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过去几年改革之所以推行不下去,无非是被既得利益和腐败所钳制,集权之需要就是为了有效打破既得利益,推进反腐。正是在这点上,周案是考验和衡量最高领导是真集权还是假集权的标志性案件。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权威。当下,人们对最高领导之所以还寄予希望乃至厚望,就是希望他能够拿出魄力,改变这种“沉闷”现状,这是最高领导人在反腐和改革等一系列议题上采取进取姿态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人们对他的后续支持,则直接与他能否打倒大老虎有关。假如最后老虎平安落地,或者只是受到不太严重的党纪处罚,那给人们的心理冲击力将会非常之大,到头来人们会发现,打了半天虎,原来最高领导自己是只“假老虎”。所谓反腐,拍拍“苍蝇”尚可,遇到真老虎就怂了。以这样的“威力”,又怎么让人们相信他能够推得动改革?

  因此,可以说,打虎结局关乎最高领导的政治生命。拿不下这只大老虎,他就不可能真正在中国民众和官员中树立起权威,前期的辛苦和工作就全白搭,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与民族复兴之梦都将付之东流,整个社会将会充满“幻灭感”,中国也将回复到过去毫无希望的状态。显然,这是其不可能承受之代价。此种情况除了大老虎及其背后的集团外,相信谁都不愿意见到。从这一角度说,最高领导其实别无他途,他必须拿下这只大老虎。

  那么,在周拿下后,很多人可能想知道,其他传言中的大老虎、老老虎等是否会被陆续拿下?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在最高领导的第一任期内,几乎为零。

  可把这看成是一种妥协,但此种妥协对最高领导而言,非坏事,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反对者承认了其权威,服膺其领导,今后不会再对其形成大的掣肘,一旦有人反对最高领导的话,他就要考虑自己成为下一只老虎的可能。

  除了策略上的考虑外,这样做更是一种战略上的需要。若挟周案“趁胜追击”,再把其他大老虎办下--假如有的话--会搞得人人自危,形成滚雪球效应。对最高领导来说,即使不考虑其中风险,对党的形象和执政合法性,也绝对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因为以前人们只是直觉到官员队伍的腐败严重性,现在则是坐实了此种直觉。你要人们怎么去支持这样一个政党?党丧失了合法性,形象轰然倒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肯定首当其冲。何况,最高领导反腐本身,其核心诉求只是要建立一支不贪的官僚队伍。

  新华社7月29日宣布,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至此,悬着1年左右的“靴子”终于落下,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打虎”史上首位“落马”的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公开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后的整个35年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中管干部遭查处。其中,改革开放的头10年间,省部级干部被查的只有2人;第二个10年间则增加至15位;而2003年至2012年则共有80余名中管干部“落马”,年均8人以上。

  而十八大后,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铁腕治党,“打虎”声急,先后有李春城、蒋洁敏、李东生、苏荣等30多位中管干部被扫落,这一数字已超过近10年来的年均数字。其中今年6月间,就有苏荣、两位副国家级官员被宣布“落马”,这也将十八大后的“打虎”风暴推向高潮。

  尽管改革开放后已有上百名中管干部被查,但在任或卸任的国家级官员“落马”的案例却屈指可数,6月30日被宣布开除党籍的是第六位,在他之前分别是4位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

  随着今次受查,改革开放后“落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数字也创下新高,达到史无前例的7位。值得一提的是,是30多年来首位被查的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官员,同时也是首位落马的正国家级领导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

  与、陈良宇、、一样,也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在平时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是十四届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是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与同为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另外还担任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5年4月27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因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案件引咎辞职。同年9月28日,中央决定将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继续审查经济问题。1997年8月29日,中央决定开除党籍。

  1998年2月27日,最高检察院决定逮捕。同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6年5月31日,保外就医,2013年6月病亡。

  自2006年7月5日开始,中纪委在调查上海社保案时发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同年9月24日,中央决定免去其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纪委立案检查。

  2007年7月26日,中央对陈良宇予以开除党籍(2007年10月确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存在安全隐患。2019年114历史彩图图库2008年4月11日,天津市二中院判处陈良宇有期徒刑18年。法院未认定陈良宇的玩忽职守罪。陈良宇没有上诉。

  2012年4月10日,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2012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济南中院于2013年9月22日一审宣判,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0月25日,山东省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

  值得一提的是,因先后有、、3位委员遭到查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也刷新了历史记录。此前,5年一届的中央政治局最多有一位在任或卸任的委员“落马”。

  另外,被查也意味着中国反腐没有禁区。此前,即使有已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开除党籍案例,但“打虎”风暴波及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首次,这从印证了十八大后舆论界一句春秋笔法的说辞:“退休也不安全”。

  7月29日下午5点59分,“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发布专电称: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章程》和《中国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参考中纪委对落马高官的措词看,或将面临两种命运。

  熬过了七一但没有熬过了八一。7月29日,再也难被叫上一声“同志”了。由这份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看,已经褫夺了“同志”称呼。

  不过相比大部分老虎落马的措词,针对的定调措词是“涉嫌严重违纪”,而非“严重违纪违法”。由是观之,或可能幸免进入司法程序,得到中国式特赦。这位改革开放后最大的老虎也许得以保存部分颜面,不似那样在法庭之上被国人围观。

  所谓中国式特赦,缘起于最近两名因为违纪被免职的省部级官员——原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和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两人均以“涉嫌违纪”定调而被免职,进而被“单开”——开除党籍而非开除公职。两人虽然遭遇仕途断崖式降级的难看,不过也算是平安着陆。

  对于两人的遭遇,有分析人士称,两人能平安着陆的最关键的原因,是在约谈中的表现起了关键作用,一种可能是,主动向组织坦白了所有问题,交出违纪所得,且两人的经济问题都不算特别严重,因此,得到了“宽大处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式特赦”的出炉,旨在传递的反腐新信号——虽然有腐败行为,但只要情节不严重,主动向组织坦白、交代,并交出违纪所得,组织将给出政策,不再追究刑责。

  早前,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也曾遭遇类似命运,其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后来,程维高又被保留了副省级的待遇,

  以为对比的则是朋友圈那些落马官员的遭遇。他们均被中纪委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定调,诸如蒋洁敏、李东生、冀文林、王永春等等。这些官员此后也悉数遭遇“双开”,并进入司法程序。

  目前,尚无对退休政治局委员、常委违纪违法定调措词作为参考。故而,我们也不能确定是否能够避免进入司法程序。虽然,定调的措词“涉嫌严重违纪”没有“违法”两字,这也不意味着能够完全脱罪。

  2012年4月10日,中央首度对的问题发声, 当时的措辞为,“鉴于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章程》和《中国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从这份措辞看,当时也没有“违法”两字。不过9月份的措词则有了变化,最终还是进入了司法程序。2012年9月28日,新华社发布的措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另一个作为对照的则是的遭遇。2014年3月15日,中央层面决定对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6月30日,官方公布了落马的消息,将其开除党籍,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由此看,纵然有“违纪”定调,但是否进入司法程序依旧存疑,这要视中纪委的审查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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